即便是時光的河流淌過了76年，回望滋萌于巍巍沂蒙的“少奇之問”，依然振聾發(fā)聵。

那是1942年，沂蒙根據(jù)地被封鎖、蠶食、壓縮為“一槍就可以打穿”的狹窄地帶，山東工作陷入敵強我弱的被動局面……劉少奇權時救急，晝夜調研后問山東分局：為什么沒有取得對敵斗爭的優(yōu)勢?為什么沒有樹立起基本群眾的優(yōu)勢?為什么群眾沒有真正發(fā)動起來?

“少奇之問”，馳魂奪魄，重若千鈞。山東分局無隱無飾：沒有做好群眾工作，沒有通過群眾斗爭推行減租減息，沒有讓群眾得到真正的實惠!

時任山東軍區(qū)政治部主任的肖華，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劉少奇的“按語”：黨是無產(chǎn)階級，是群眾的兒子……所以，我們的黨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是要與勞動群眾結合起來，依靠自己的群眾……我們脫離了母親——群眾，就會同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一樣，隨時可被人勒死。

一問、一答、一按語，心向光明，語挾風雷，八百里沂蒙自此煥然一新。當黑夜被雄雞唱白，當百族共駢闐，我們再來想，“少奇之問”，其實就是群眾工作之問，考的是黨群關系，求的是群眾路線。他一定深深地明白，黨群、干群關系是個要命的事，處理好了就血肉相連、水乳交融，處理不好就水油分離、水火不容。

縱觀我們黨近百年的奮斗歷程，的確可以說黨最大的政治優(yōu)勢就是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。什么時候黨的群眾路線執(zhí)行得好，黨群關系密切，我們的事業(yè)就如日東升;什么時候黨的群眾路線執(zhí)行得不好，黨群關系糟糕，我們的事業(yè)就惟日為歲。

在我們黨的歷史上，對黨群干群關系的思考、追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，而影響較大的除了“少奇之問”，還有另外“兩問”——

一個是“挨罵之問”。1941年6月3日，陜甘寧邊區(qū)政府召開縣長聯(lián)席會議時天降大雨，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在會場被雷電擊死。事后，一個農(nóng)民說：“老天爺不睜眼，咋不打死毛澤東?”保安部門聽聞后極為震怒，要把此事當反革命事件來追查。毛澤東知道后，立即制止：“你們倒是應該調查老百姓為什么會罵我們?”調查小組到固臨蹲點兩個月，發(fā)現(xiàn)由于邊區(qū)軍政人員太多，征收的公糧增加，老百姓負擔過重，產(chǎn)生了不滿情緒。《固臨調查》報告指出：這些情形如不改變，則要進一步深入與加強我們的工作是不可能的。此事觸動毛澤東開始反思政策，這也正是發(fā)起轟轟烈烈大生產(chǎn)運動的動因之一。

一個是“耿飚之問”。1991年7月，老一輩革命家耿飚重返曾經(jīng)戰(zhàn)斗過的隴東慶陽縣(即現(xiàn)在的甘肅省慶城縣)。一天晚飯后，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聲鼎沸，黑壓壓來了一大群老百姓，投訴一些縣鄉(xiāng)干部，怎么勸都不肯走。耿飚深為痛心，便召集省地縣的干部開了個會。他先講了一件往事——50年前他任副旅長的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就駐扎在這里，部隊供給處一個副處長搶劫群眾東西畏罪逃跑，被追回后，旅部決定將其槍斃。老百姓也是黑壓壓來了一大群，跪下來哭著為這個副處長求情，說共產(chǎn)黨都是好人，就饒了這個同志，讓他戴罪立功吧。耿飚反復說明八路軍的軍紀，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，最后，耿飚只得流淚接受群眾的請求，改為其他處分方式。故事說完了，耿飚激動地大聲問道：“現(xiàn)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這些人，不管哪一個，如果犯了事，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?!”全場鴉雀無聲，有人不禁淚如雨下……

這“三問”，直指腹心之疾!哪怕到了今天，也需要它劃破長空，常在我們的耳際響起，叩問我們的心靈。“從來治國者，寧不忘漁樵”，讓我們時刻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告誡：“一個黨員，如果與群眾距離遠了，就與黨拉開了距離;心中沒有群眾，就不配再做共產(chǎn)黨員”，“黨員領導干部是人民的公仆，人民是領導干部的主人，這個關系任何時候都不容顛倒!”

“三問”，山高水長，永志不忘!

(作者系中央黨校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”理論研修班學員，羊城晚報報業(yè)集團黨委委員、羊城晚報社副社長)原載2018年6月13日《學習時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