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為游客在黃河博物館參觀。霍亞平攝

圖為黃河博物館外景。資料圖片

新石器時代的彩陶、隋唐洛陽城復原圖、北宋堤防管理文獻……步入河南鄭州的黃河博物館，仿佛走進一條黃河文化的時光隧道。

在博物館碑廊處，有一座通高2.86米、寬0.76米的石碑，碑首高浮雕二龍戲珠圖，陰刻楷書“皇清”二字，碑肩淺刻云水圖案，碑身陽面正中陰刻篆書“鄭工合龍處碑”幾個大字。“這就是鎮館之寶，清代鄭工合龍處碑。”一見到黃河博物館館長王建平，他便介紹起這塊碑來。

此碑有何特殊之處?據歷史記載，1887年，黃河在鄭州下汛十堡(今惠濟區花園口鎮石橋村)決口南泛，由賈魯河入淮，導致15州縣受災，災民約180萬人。光緒皇帝派多人督促整修堤防，均未獲成功。河東河道總督吳大澂接辦后，籌劃有方、措施得當，于1888年12月指揮決口合龍。也正是這次堵決成功，使黃河南流成為歷史、黃河北流成為慣常，為當代黃河下游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。在這次工程中，水泥、電話、鐵制軌道運土車等首次得以使用，開近代在黃河上引進新型材料和先進技術之先河，史稱“鄭州大工”，遂立碑紀念。

“這是‘鄭州大工’的唯一實物證明，是國家一級文物。碑文由清代著名金石學家、古文字學家吳大澂親筆題寫。所以，鄭工合龍處碑具有重要的歷史、科學、藝術價值，被譽為‘黃河上的三絕碑’。”王建平說。

但這塊石碑從發現到保護，卻是一波三折。1995年初，博物館派人進行黃河故道水利文物查勘，偶然在惠濟區花園口鎮石橋村西發現了這塊石碑。后來，當地征集碑林石刻，準備將這塊石碑納入其中。當時，黃河大堤還不是標準化堤防，專業設備無法在其上作業，人們只能用鋼絲吊拽石碑，竟意外將石碑拉斷。此后，征集單位不敢再動石碑，只得將它留在原地。

這一晃就是11年。2016年，黃河博物館再次派人尋找這塊石碑。工作人員根據記載，找到了石碑所在的位置，在高壓水槍的沖刷下，被泥沙掩埋的鄭工合龍處碑終于重見天日。之后，博物館將碑文制作了拓片用于展覽。“我們至今覺得很慶幸。如果不是偶然發現和再次尋找，這件國寶恐怕仍沉睡在泥沙之中。”王建平說。

除了鄭工合龍處碑，明代潘季馴的《河防一覽圖》也是博物館中的一件重要藏品。王建平介紹說，潘季馴的繪圖包含了當時黃河、淮河、運河及相鄰有關水道的行徑、堤防、閘壩工程，并對歷年河患、地勢、險情及河防重點做了詳細說明。此圖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幅治黃水利工程圖卷，體現了潘季馴“束水攻沙”和“蓄清刷黃”的治河理論，深刻影響了后代的“治黃”思想和實踐。

不僅如此，黃河博物館內還有埄堠碑、清代黃河下游工程圖、花園口堵口紀念碑等眾多藏品，均有重大價值。

王建平說，博物館建館50多年來，不斷征集黃河流域古生物化石，黃河水利文物，黃河民俗、歷史圖片、影像資料，先后推出館藏文物標本、黃河美術、書法、攝影、圖書展覽，赴京參加“黃河治理規劃展覽”等，接待觀眾數百萬人次。2012年新館建成后，博物館利用聲光電技術，科學合理布展，增設網上展覽。現在，博物館正在策劃高質量展覽，讓人們在這里更好地感知黃河、認識黃河、探索黃河。

■記者手記

從黃河文化感悟民族精神

走過黃河博物館6個展廳，看過600多件照片、文獻、文物、雕塑等，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，參觀者在有限的時空中，既可以了解到黃河流域的地理地貌、自然概況，又能夠感受黃河文化的博大精深、豐富燦爛。

被稱為母親河的黃河述說著中華民族的發展史。在黃河邊，祖先逐水而居，創造出冶金、青銅器，發明文字，涌現“百家論水”。在博物館里，通過石器、彩陶、碑刻等文物，人們得以穿越時空阻隔，與歷史對話。當人們回溯悠久的黃河文明，也是在回望民族發展的歷程。

一部艱辛的治黃史，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縮影和體現。面對素來“善決、善淤、善徙”的黃河，改變屢治屢決的局面一直是人們的期待。從大禹治水到東漢王景“寬河行洪”，明朝潘季馴“束水攻沙”，再到民國李儀祉的“上中下游綜合治理”，一直到當代的“上攔下排，兩岸分滯”“維持黃河健康生命”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“節水優先、空間均衡、系統治理、兩手發力”的治水思路……一路看下來，可以真切地體會到，黨領導人民創造黃河歲歲安瀾的歷史奇跡是何等壯舉，中華民族勇往直前、百折不撓的精神是何等強大。

浩浩黃河水，滋養著一代代中華兒女，一座黃河博物館，承載著不變的民族精神。黃河，塑造了中華兒女剛毅不屈的鮮明氣質，而我們的拼搏與奮斗，亦將為黃河精神注入新的內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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